“调查记者”生存现状调查：煎熬中前行 收入微薄

  苏州幼儿园孩子被砍事件是罗昌平印象最深的采访案件。还原整一个完整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你不能写，但你必须弄清楚。

  扑朔迷离的事情真相，即使经过调查记者的揭露，结果仍是不可预料的，“我们也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手中的笔和采访的东西”。

  今年2月份，陈磊完成《童丐调查》的稿子，就给他留下了担忧、不确定，还有自责。

  年初，陈磊和别的媒体若干记者在安徽太和县童丐村调查采访，遇上了10岁的残疾男孩张楠楠，他由当地一对夫妇收养，“长年在湖南省岳阳、长沙、怀化等地乞讨”。陈磊和其它几个记者认为，小男孩放在村民家不妥，沦为赚钱的工具，他们跟县委宣传部的人报告，结果把楠楠送到阜阳市福利院。

  然而，离开村子之后，陈磊一直自责，“觉得我们可能做错了。他本来在村民家里给养得白白胖胖的，还挺活泼可爱，我们这么一个随手之举，改变的不仅是他现在的生活形态，可能就是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如果在那过得不好，以后我怎么面对他？但是不把他带出来，他又真的沦为赚钱的工具”

  面对调查报道中许多死亡案件，还原案件本身是调查记者的任务，而文章的结尾，往往就是一个生命的消逝，令人伤痛。

  因为“那时候能看到地上的血。歹徒是拿着刀在每个孩子的额头划了一下。还原整一个完整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你不能写，但你必须弄清楚。”

  有关这一案件的第一篇报道发出后，他很快收到监督方的通知不再发稿，但“我当时采访非常详细，你会发现那些内容都堵在心里。”

  “比如有时为一个报道，我们不得已做无间道，线人也会被牵入。”南方日报记者杨大正说做调查记者不仅身体要好，而且还要强大的内心，懂得自我调节，一些人原来是自己的朋友，看了文章可能不高兴。“但没有办法，只能是本着公平和真实去写每一个字。”

  相对于调查记者所付出的报道艰辛、面临的职业压力而言，大部分记者表示收入过低。

  报告还显示，67%左右的调查记者月收入在5000元至10000元的范围之间，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约为17%，而月收入少于5000元的约为15%。相对于调查记者所付出的报道艰辛、面临的职业压力而言，大部分记者表示收入过低。

  罗昌平清楚记得2000年底，自己工作刚半年，花3200元买了一个摩托罗拉手机，相当于自己两个多月的工资，买完身上只有50块钱，去吃了个盒饭。

  调查记者的出路比较窄，流动的不多。不像跑口的(跑单位部门的)，建立一些关系，有几率会成为以后转行的基础。

  “在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也就五六年，30多岁后，大都会考虑转行。”做过10年调查记者的罗昌平说。

  罗昌平也想过转行。但因为“不甘心”，最终回归调查记者的队伍，供职《财经》杂志。“我觉得人要快乐，要么你赚得多，要么你干自己最喜欢的，但如果赚得多环境很差，那可能还是不快乐。所以我选择了后者，少赚一点，做自己最喜欢的吧。”

  但家庭的压力是始终存在的。除了时间上对家庭经营的投入不够，物质上也“不风光”，当想通过转型而对家庭有所担当时，很多调查记者看出“很难”。“调查记者的出路比较窄，流动的不多。不像跑口的，建立一些关系，有几率会成为以后转行的基础。”罗昌平认为，调查记者“得罪人太多，没什么基础”。

  不过，调查记者的经历也是人生中宝贵的财富。2011年，已经离开南方周末，成了自由作家的李海鹏在《大地孤独闪光》序言中写道：“六年是多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走在这个村、那个镇，有时冷得够呛，有时累得要命，如今我扪心自问，为了什么呢？我不是很清楚答案，我只是觉得，用一生中的一段儿时间去干这个，是对的。”(陈小瑾记者谢苗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