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之殇（陈士同）

  伟大领袖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作出精准判断，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因为符合中国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暗合，所以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以星火燎原之势燃遍全中国，推翻压在四万万五千万劳苦大众身上的三座大山，翻身农奴终于获得了解放，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作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的受益者在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先烈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在与时俱进思想的激励下尝试把这种思想进行灵活运用，并进行广泛推广，尽可能地运用到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其中，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教育应时代之需，也从不同的角度开始用新时代的思维继承和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纵观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的探索与创新，这条革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需要经过认真理性地审视才能给出准确的定性。

  国家和民族的振兴需要的是人才，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在一穷二白的时代，尽管物质极其贫乏，但人们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跻身世界之林的重要性。因此，不论从偏远的乡村，还是从相对发达的城市，不一样的层次，不同性质的学校应时代之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也正是有了大批有识之士对教育投入的热情，加之从政府到民间，从高层到基层在思想上达成的默契，所以教育才能获得有序和快速的发展，而且培养了大批时代发展所急需的人才。特定时代环境的作用，城市和农村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却发挥着相同的作用。不过，教育的两条路线在形式上是平行推进的，但在其内涵上是失衡的。尽管在内蕴的发展上没办法保证并驾齐驱，但由于其对教育本义践行上是符合特定历史时期赋予教育的使命的，所以两相配合，很好地服务于社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振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城乡差别，自古亦然。随着城乡经济以各自的方式呈现繁荣发展的态势，在经济反哺教育的作用下，城乡教育也获得了发展的给养，不论从教育的硬件设施，还是从教育软件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是，由于自“出生”始就是前天的“残疾”——跛腿，随着经济高速度的发展，因起步不同，发展的基础不同，城乡经济发展之间的距离被逐渐拉开。这样多米诺骨牌效应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在城乡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反映出来。其中给教育带来的影响以现实的情况看当是最大的。为了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国家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均衡发展，共同进步，一起奔向小康，共同为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而努力的奋斗目标。而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则是重要的方式之一。从生活和生态宜居的角度看，城镇化对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提升生活的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仅止于物质外观的用力，而没有真正抵达思想和精神层面，很难从跟不上起到治本的作用，有时候还非常有可能产生一些隐性的负面作用。

  这种隐形的负面影响表现比较突出的当是对乡村教育带来的冲击。教育均衡化发展是从国家的层面提出的振兴教育的发展的策略。这种均衡宏观设计的宏伟蓝图是城乡教育共享优秀的教育资源——硬件的和软件的，以构成全方位立体化的培养人才的体系。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初衷看，此项惠民政策可谓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可是，当理想的种子落入大地却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合适土壤。于是，回归到教育的现场，以理性而客观的眼光审视城乡教育发展的现状，显而易见，原本就跛脚的城乡教育经过强大的经济疗伤，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不论是大地方，还是小地方；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在不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前提下，仅仅是自相比较也存在地域、文化和经济的差异。这样，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的地方在发展上就占有了绝对的优先权。这种优先权首先表现为对资源的配置、对人才的吸纳等。当强势占领发展的制高点，处于相对弱势者只能隔岸取暖，以饱眼福。

  滚雪球原理不单单是经济学的专利，它同样适用于教育和其他的社会性事务。城市由于占尽了各自发展的优势，其所释放开来的强大的磁性开始把四面八方的有用资源慢慢吸收到自己身上。这种“百川东到海”的“千般强势集一身”催生出来的就是城镇教育“做大做强”的新时代教育发展理念。而这种集团化办学的直接表现就是学校在无限制地扩展，班级学生数在最大化地加塞。而随着班级的增多，学生数的剧增，城镇教育自然就呈现出一片热闹与繁华的景象。不过，就一个区域而言，生源数是有限的，与城镇教育热闹非凡，门庭若市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乡村教育的人丁稀少，门可罗雀。之所以出现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情况，一个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开始意识到优质教育对孩子发展的价值，所以很多家庭虽然居住在农村，也会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把孩子送进城镇；一个方面是城镇化的实施，传统的乡土情结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大批乡村居民对城镇的迁徙，原本热闹的农村日渐变得人烟稀少。当炊烟袅袅成为艺术的珍品时，乡村学校的落寞寂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当然，在所有的原因中，乡村教师的流失，特别是好的优秀教师的“义无反顾”的“远走他乡”是最根本的症结所在。

  教育均衡发展，双线齐头并进形成全方位培养人才的教育发展的策略。不论是从政策的制定实施，还是从国家财力物力的投入上，对振兴国家教育都注入了强心剂。可是，从实际层面看，由于城乡差别先天性的存在，这种均衡从出生始就患上先天不足的疾病。当城镇教育红红火火时，乡村教育则是一片清冷。不论是怎样层级的学校，虽然校容校貌堪比艺术品，硬件设施可谓一应俱全，但走进校园则是冷冷清清。这些资源的闲置不仅是一种严重的浪费，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乡村教育发展的现状。此情此景，乡村教育之父陶行知先生如果地下有知的话，该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了。而作为乡村教育的受益者，以教育人的身份和视角审视乡村教育的现状时，五味陈杂无以言说。梅贻琦先生曾经对学校做过这样的定性：“学校之大，不在于校园有多大，教学楼有多高，而在于学校中有多少大师级的人师和能够培养出多少人格健全，全面发展的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人。”以梅先生的这个标准来观照当下的教育，真正能够践行教育本义的已经寥寥无几。不论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扮演着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角色。“做大做强”是实体经济生产企业倡导的企业文化，如果把它移植来用以办教育，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把丛林法则的功效进行最大化地挖掘，把活生生的富有生命气息的人的灵性剥离，最终把教育推向一条与教育本义严重偏离的不归路。

  一缕炊烟慢慢散去，乡村的校园再也没琅琅读书声。虽没有到人去楼空的凄清，但每一个与乡村教育有千丝万缕关联的教育者，放缓急功近利追寻的步履，为守住乡村教育的那份古朴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算是一种乌鸟私情、结草衔环的义行吧！（陈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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