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超级记者”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出路

  “融合新闻”的发展方兴未艾，学者分别从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组织结构、新媒体技术和内容生产的角度对其进行过论述。在应用新闻学领域，分析“融合新闻”的两个着眼点，一是组织层面的流程重塑，二是个体层面的“超级记者”打造。本文将从“超级记者”的现实发展状况出发，分析其面临的困境，以期对其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

  超级记者(super reporter)，指的是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背景下，运用一体化的新闻采集、生产、加工、呈现平台，借助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报道手段，为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电子阅读器等多种终端提供新闻服务的职业记者。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与多终端产品的提供，是衡量“超级记者”的主要标准。

  “超级记者”在美国又被形象地称为“背包记者”（backpack）。在他们的背包中，可能同时装有Mac Book手提电脑、Canon S3 IS数码相机、录音笔、三脚架，甚至卫星电话。

  “超级记者”的工作流程可以从Media General对旗下全能记者的要求窥见一斑。Media General是美国东南部的一家媒介集团，业务涉及电视台、数字媒体和移动平台。在报道飓风时，Media General要求记者首先用黑莓手机拍摄现场照片，以最快速度发回公司新闻网上；拍摄的视频如果紧急，要通过电脑卫星传送回公司；时效性要求稍弱的视频可以带回编辑部剪辑后供给电视台使用；根据对视频画面和采访内容的整理，记者决定报纸是否报道，要不要深入采访；对重大新闻事件，在网上建立专题，进行滚动实时报道。（张志安，2010）

  全能记者在采访中运用多媒体手段立体报道新闻事件，对于媒体节省成本、提升报道速度、丰富内容样式具有理论上的积极意义。同时，对“全能”工作状态的设想与追求赋予记者自身职业的成就感。然而，对媒体形态的关注、对信息采集渠道的扩展与优势内容的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超级记者”更像是“看上去很美”的构想，其实践过程往往遭遇来自体制、受众、内容生产所有的环节的困境。

  “超级记者”的工作内容简言之是多媒体的信息采集和多终端的信息发布，因此，同时为几种不同性质的媒体提供素材便成为题中之义。以Media General为例，该集团旗下拥有或控股了多家电视台、综合性报纸和社区报。

  然而，我国现有的媒体规制决定了跨媒体集团难以组成，更难达成实质性融合。学者支庭荣（2009）在对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佛山传媒集团、红河新闻传媒集团和成都传媒集团四个跨媒体集团进行个案分析后发现，这些个案成立的动因大多数来源于行政架构，成立后的经济效益不甚明显，部分个案对舆论生态的平衡反而有破坏作用。即便在为数不多的跨媒体集团中，人事管理、绩效考核也会成为限制“超级记者”向其他形态媒体提供新闻产品的隐性力量。

  以微博、博客、播客、SNS社区、维基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为新闻生产带来了两个关键性概念：UGC（用户创造内容）和CGM（消费者产生的媒体）。UGC和CGM所带来的“人人握有麦克风”的传播格局，消解了职业记者原有的专业主义和权威地位，也冲击着“超级记者”的信息采集、内容发布。

  第一，“超级记者”到达“第一现场”、抢占“第一落点”的难度加大。随时随地发生的新闻事件，尤其是突发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到达“第一现场”、抢占“第一落点”的往往是拥有“自媒体”的事件亲历者或当事人。2011年日本地震之后，移动通信网络出现拥堵，Twitter、Facebook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成为信息集散的主阵地。据专门追踪社会化媒体服务的机构“网络社会化媒体”(Online Social Media)称，Twitter在当时每分钟已传递1200条消息。Twitter所推送的内容，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成为记者的新闻来源。

  第二，“超级记者”采写的新闻更多地被质疑与核实，舆论引导的权威地位被削弱。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一方面无处不在的“平民专家”成为新闻核实的民间力量，另一方面，话语权的下移使职业记者“意见领袖”的权威被消解。近期，央视采访“烧饼奶奶”感动全国而被网友质疑记者“踩点”；央视系列调查：老爸老妈谈幸福被受访者及民众调侃，为职业记者敲响了警钟。

  “超级记者”信息采集的一体化和内容同质化是一对固有矛盾。媒体定位的精准化和受众需求的碎片化要求新闻内容生产的差异化。然而，在精力有限的前提下，“超级记者”往往落入多能不专的窠臼，以技术的全面性代替了内容的高品质。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在全媒体流程打造的过程中，其记者要担负起手机报、水母网以及《烟台日报》、《烟台晚报》、《今晨6点》等多个媒体的原始素材采集工作。移动终端、网媒、纸媒的新闻产品从内容到形式原本有着质的区别；与此同时，目标读者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的党报、晚报、都市报，更需要从新闻理念到新闻呈现的差异化生存。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一对固有矛盾，既是“超级记者”面临的困境，也是传媒集团“全媒体化”道路上需要克服的障碍。

  以“技术至上”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超级记者”是对媒体融合的表象化解读和积极假设。这种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修正的方法对于未知的媒体图景或许是条道路。

  在《融合新闻导论》中，Stephen Quinn认为“超级记者”的用武之地是报道较小规模的新闻事件或处于较小市场的地方新闻媒体。而在报道规模较大的、内容很复杂的新闻事件时，或者是大型的媒介集团，则需要以多人组成的跨媒体的“超级团队”来分工协作。（蔡雯，2007）

  大型媒介集团内部的有机运作与单个媒体之间的竞争性合作，或许是在目前媒体所有制条件下解决“超级记者”单打独斗困境的有效方法。在报道重大事件时，广播频道的联动、地市电视台的联播、门户网站的强强联合都属于此类尝试。然而，重大事件报道一经结束，记者立即回归原有部门，暂时构建起来的多媒体平台也因此消失。跨媒体平台搭建的常态化、制度化，以及基于此平台的合理的评价机制与晋升通道，是“超级记者”除技术、设备外，更重要的硬件保障。

  颇具争议的“未来新闻学”曾提出过极端的观点：新闻将由受众生产，新闻机构再无存在的必要。作者觉得，技术的更新日新月异，媒体终端的更迭超越想象，对于高质量信息的需求却从未改变。在信息与观点无处不在的时代，职业媒体和职业记者的角色显得比以往更重要，即实现从新闻传播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变。

  虽然“超级记者”抢抓“第一落点”、“第一时间”的难度慢慢的升高，然而其多年形成的敏锐视角、信息占有的相对全面、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会帮助“超级记者”将信息进行筛选、整合、最后以知识的集约有效性赢得受众。

  这一转变的实现还有赖于编辑能力的综合提升。由“超级记者”采集的新闻素材，如同未经深加工的原材料，只有经过编辑的盘活、再造，才能实现价值增值。因此，在知识管理的层面，编辑也应当被看作广义上的“超级记者”。

  尽管“超级记者”对技术和设备的重视使得这样一个职业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新鲜事物，然而其工作理念往往还是出于传统的传者本位。繁忙的工作任务往往使其无暇顾及受众认为何种信息有用，如何把这些有用信息以最实用的方式呈现，以帮助受众获取知识、节省时间。

  笔者认为，服务和对话是“超级记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理念。服务的理念有助于其走出虚幻的光环，主动去思索目标受众的需求。许多生活类报纸借鉴“服务新闻学”的概念，通过实用信息的筛选，资讯的有序化整合、简明化呈现，探索出纸媒在网络时代的新出路。《》以Scene Near Me为代表的手机客户端应用，充足表现出这份百年老报对于受众需求的深刻剖析和前瞻性的服务理念。

  对话机制则使得“超级记者”在成为内容创造者的同时，也肩负起社区建立者的职责。对话不仅开放了了职业记者与信源的关系，也使得以“超级记者”为核心的虚拟社区得以建立。在这一社区中，“超级记者”重新成为意见领袖，促成交流的形成和信息的有效运转，也因此延伸了新闻生产的流程。以微博为例，除去明星的粉丝效应，成为新意见领袖的通常是实名认证的知名新闻从业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而后者实际上也在从事着“超级记者”的部分工作。《》更将其社训由“刊载一切适于发表的新闻”改变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对话”。（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2级博士）

  “超级记者”的构想与实践，是传统媒体适应新媒体变革的主动出击。该实践面临着从媒体规制到自身内容生产的内外困境。作者觉得，尝试性的平台搭建、新闻理念的转变和信息整合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其突围。“超级记者”为职业新闻人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专业主义要求。

  蔡雯（2007）.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 《中国记者》，1, 80-82.

  张志安（2010）.融合时代的变与不变——美国传媒业考察随感.《南方传媒研究》，25.

  支庭荣（2009）.我国报纸、广播、电视跨媒体集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牡丹江、佛山、红河、成都个案为例.《国际新闻界》，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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